2025年12月10日，美前财长耶伦在哈佛校友论坛说中国的石油、烟草、银行、通信都不是企业，只是行政机构，还把国企踢出“企业家”俱乐部。耶伦这一脚，踢得可真不轻。听上去像是学术观点，实则带刀言论，问题是，她真了解中国国企吗？还是只是给美国的经济焦虑找个出口？要说耶伦的“行政机构论”，如果她是在2010年说，或许还勉强能找到点共鸣，但2025年了，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不是“进行中”，而是“收官期”。过去两年，中国推行的《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》已经让绝大多数的国有子企业建立了董事会授权机制，企业负责人薪酬不再是铁饭碗，而是跟业绩直接挂钩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是“干多干少不一样，干好干坏不一样”。耶伦把“企业家俱乐部”变成了一个政治标签，似乎只要不是私营、不是美国模式，就不配谈“企业家精神”，那她恐怕得重新翻翻字典。企业家精神的核心，不是你是民营还是国营，而是你有没有创新能力、市场意识和承担风险的勇气，而这几点，中国国企交的作业其实比很多西方公司都要漂亮。美国企业治理是典型的股东导向，股东出钱，董事会代表他们监督管理层，一切围绕股东价值最大化展开。董事会和CEO之间是“雇佣关系”，CEO干不好，分分钟被炒掉，透明度要求高，财报、审计、合规机制都很严格，是“市场说了算”的典范。中国国企的控股方基本是国家，董事会虽然仍是治理核心，但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国家战略。国企的负责人既是“企业家”，也是“国家干部”，很多人有双重身份，需要对业绩负责，也要执行国家政策。这种治理结构看起来复杂，但目的是把市场效率和政策导向揉在一起，实现“顶层设计+市场运行”的融合。美国企业赚钱是第一目标，所有企业行为都围绕利润最大化转，是否裁员、是否外包、是否涨价，基本只看财务回报。企业被视为股东资本的工具，如果不赚钱，哪怕再有社会责任，也活不下去。国企的目标是“双重责任”：一方面参与市场竞争、提升效率，另一方面要在关键领域兜底民生、保障能源、推动科技突破。比如国家电网、中国移动、中石油等企业，不仅要做强做优做大，还要在灾难救援、扶贫攻坚、科技攻关中担当“国家队”的角色。这不是“不讲效率”，而是效率和战略并重。美国的监管逻辑是“弱政府、强市场”，主要靠法律、证券监督机构和舆论来约束企业，一旦出事，比如财务造假、垄断行为、环境污染，就靠司法系统罚得你倾家荡产。监管机构独立性强，但也容易被资本游说、利益集团操控。国企既受市场机制监管，也被党组织和纪检系统监督，形成了“制度+纪律”并重的体系，比如国企高管不能随便拿高薪，很多关键岗位还要接受组织任命和巡视审计。这种模式强调“权责统一、监督嵌入”，避免出现“大权独揽”的CEO。企业是私人资本的延伸，谁出钱谁做主，国家基本不干预企业经营，就算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，也很难从根本上强制干预，最多罚款了事。国企本质是“全民资产的市场化管理者”，国家持有股权，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战略安全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企可以承担很多“赔本赚吆喝”的任务，比如西部基建、边远地区通信覆盖。项目的背后，是成千上万科研人员日夜奋战的身影，是市场机制和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。这难道不是企业家精神的高阶体现？耶伦在论坛上话锋一转，说中国国企不应该算“企业”，因为它们背后是政府，但她嘴上不提的是，这些“不是企业”的公司，早就冲进了全球市场的第一线，跟真正的跨国巨头在同场竞技。耶伦的这番话，其实透露出一种更深层的焦虑：美国正在失去定义“成功企业”的标准主导权。过去，西方主导的叙事里，企业就该是硅谷那种拿风投、讲故事、烧钱烧出估值的模式，但自从2020年之后，全球对企业的认知已经变了。谁能解决问题、谁能提供就业、谁能推动社会进步，谁就是“好企业”。中国的国企，正在用实际行动重新定义这个标准，它们不仅能在国际市场上赚钱，还能在关键技术上突破封锁，在民生保障上承担责任，在国家安全上扛起重担。这种综合实力和战略价值，是任何一个“俱乐部”都不能定义的。耶伦说中国国企不配进“企业家俱乐部”，那是因为她认定的“俱乐部”本身就排斥不同制度、不同路径的成功者，说白了，就是怕中国的国企模式被更多国家效仿益上线，动了美国的奶酪。真正的企业家精神，也不是俱乐部里的自说自话，而是在实战中杀出一条路，中国国企，不需要谁来承认它们的价值，因为世界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。至于“俱乐部”？不如先问问自己，还剩几个人愿意续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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