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5年12月10日,美前财长耶伦在哈佛校友论坛说中国的石油、烟草、银行、通信都不是企业,只是行政机构,还把国企踢出“企业家”俱乐部。耶伦这一脚,踢得可真不轻。听上去像是学术观点,实则带刀言论,问题是,她真了解中国国企吗?还是只是给美国的经济焦虑找个出口?要说耶伦的“行政机构论”,如果她是在2010年说,或许还勉强能找到点共鸣,但2025年了,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不是“进行中”,而是“收官期”。过去两年,中国推行的《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》已经让绝大多数的国有子企业建立了董事会授权机制,企业负责人薪酬不再是铁饭碗,而是跟业绩直接挂钩。换句话说,现在是“干多干少不一样,干好干坏不一样”。耶伦把“企业家俱乐部”变成了一个政治标签,似乎只要不是私营、不是美国模式,就不配谈“企业家精神”,那她恐怕得重新翻翻字典。企业家精神的核心,不是你是民营还是国营,而是你有没有创新能力、市场意识和承担风险的勇气,而这几点,中国国企交的作业其实比很多西方公司都要漂亮。美国企业治理是典型的股东导向,股东出钱,董事会代表他们监督管理层,一切围绕股东价值最大化展开。董事会和CEO之间是“雇佣关系”,CEO干不好,分分钟被炒掉,透明度要求高,财报、审计、合规机制都很严格,是“市场说了算”的典范。中国国企的控股方基本是国家,董事会虽然仍是治理核心,但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国家战略。国企的负责人既是“企业家”,也是“国家干部”,很多人有双重身份,需要对业绩负责,也要执行国家政策。这种治理结构看起来复杂,但目的是把市场效率和政策导向揉在一起,实现“顶层设计+市场运行”的融合。美国企业赚钱是第一目标,所有企业行为都围绕利润最大化转,是否裁员、是否外包、是否涨价,基本只看财务回报。企业被视为股东资本的工具,如果不赚钱,哪怕再有社会责任,也活不下去。国企的目标是“双重责任”:一方面参与市场竞争、提升效率,另一方面要在关键领域兜底民生、保障能源、推动科技突破。比如国家电网、中国移动、中石油等企业,不仅要做强做优做大,还要在灾难救援、扶贫攻坚、科技攻关中担当“国家队”的角色。这不是“不讲效率”,而是效率和战略并重。美国的监管逻辑是“弱政府、强市场”,主要靠法律、证券监督机构和舆论来约束企业,一旦出事,比如财务造假、垄断行为、环境污染,就靠司法系统罚得你倾家荡产。监管机构独立性强,但也容易被资本游说、利益集团操控。国企既受市场机制监管,也被党组织和纪检系统监督,形成了“制度+纪律”并重的体系,比如国企高管不能随便拿高薪,很多关键岗位还要接受组织任命和巡视审计。这种模式强调“权责统一、监督嵌入”,避免出现“大权独揽”的CEO。企业是私人资本的延伸,谁出钱谁做主,国家基本不干预企业经营,就算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,也很难从根本上强制干预,最多罚款了事。国企本质是“全民资产的市场化管理者”,国家持有股权,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战略安全,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企可以承担很多“赔本赚吆喝”的任务,比如西部基建、边远地区通信覆盖。项目的背后,是成千上万科研人员日夜奋战的身影,是市场机制和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。这难道不是企业家精神的高阶体现?耶伦在论坛上话锋一转,说中国国企不应该算“企业”,因为它们背后是政府,但她嘴上不提的是,这些“不是企业”的公司,早就冲进了全球市场的第一线,跟真正的跨国巨头在同场竞技。耶伦的这番话,其实透露出一种更深层的焦虑:美国正在失去定义“成功企业”的标准主导权。过去,西方主导的叙事里,企业就该是硅谷那种拿风投、讲故事、烧钱烧出估值的模式,但自从2020年之后,全球对企业的认知已经变了。谁能解决问题、谁能提供就业、谁能推动社会进步,谁就是“好企业”。中国的国企,正在用实际行动重新定义这个标准,它们不仅能在国际市场上赚钱,还能在关键技术上突破封锁,在民生保障上承担责任,在国家安全上扛起重担。这种综合实力和战略价值,是任何一个“俱乐部”都不能定义的。耶伦说中国国企不配进“企业家俱乐部”,那是因为她认定的“俱乐部”本身就排斥不同制度、不同路径的成功者,说白了,就是怕中国的国企模式被更多国家效仿益上线,动了美国的奶酪。真正的企业家精神,也不是俱乐部里的自说自话,而是在实战中杀出一条路,中国国企,不需要谁来承认它们的价值,因为世界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。至于“俱乐部”?不如先问问自己,还剩几个人愿意续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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